以食物系統保證糧食安全——論糧食安全

　　在農業生態系統中，食物系統既是能的載體也是能的流程，它還是將能異化為社會產品——食物的終端產物。食物的生產和消費是農業生態系統的精髓所在，它決定性地作用于農業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，當然也作用于生存環境。

　　因為各種生物的食性不同，它們在生態系統中，都有各自占有的食物位點和幅度，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態位。不同物種的生態位組成食物鏈，多個食物鏈又構成食物網。生物的多樣性使它們各自的生態位互相耦合、鑲嵌，構成和諧的生態系統。我們常說生態系統的持續發展有賴于生物的多樣性，而生物多樣性的核心就是食物的多樣性為主導的特性綜合。因為它們的生態位各有特色，如加以巧妙組合，多種生物各得其所，各就各位，充分發揮食物系統的整體功能，而不是個別食物的效益，不僅生態系統可能持續發展，生產力還能成倍增長，兼顧了生態和生產雙重效益。反之，生態和生產將兩敗俱傷。

　　能流是任何生態系統的驅動力，農業生態系統也不例外。日光能進入生態系統以后就靠食物系統來驅動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行。近年來地質學家說，人類活動已經深刻地干擾了地球的發展過程，出現了“人類世”這個地質過程的新階段。人類對地球的干擾當然是多方面的，例如開礦、修路、交通等，但影響歷時最久，范圍最廣的還是農業活動。農業與人類文明同步發展。農業活動中最主要的當然還是食物系統的建造和利用。

　　食物系統包含三個食物帶，對人的食物構成來說，應包含礦物性食物、植物性食物和動物性食物三大類；；領域十分廣闊。礦物性食物如水、鹽和某些礦物元素；植物性食物如谷類、蔬菜、藻類、果品等；還有動物性食物，如肉類、奶類、蛋類、水產類、昆蟲類及其制品。而“糧食”只是谷物的一部分，在食物系統中只是一個小的局部。

　　以食物為主干的能流將不同生—物的生態位聯系成一個整體，對食物需求牽一發而動全身。過分集中于某一類食物，例如籽粒類的“糧食”，而將其它食物棄置不用或用得很不充分，就會打亂食物系統和生產這類食物賴以生存的環境。

　　實踐證明，病態的，食物系統，必然導致病態的生態系統，病態的生態系統必然導致不良的生存環境。我國農業存在的眾多問題，其根源在于“以糧為綱”這個極為偏頗的食物系統。

　　食物為我國歷代政府和群眾所重視。早在兩千年以前，中國就有“民以食為天”的理論概括。這個與天齊高的“食”，應該包含所有食物(food)。食物是“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，基礎”，或更精確地說“人類社會的食物是人類以正常方式攝入體內，以維持身體健康生存的各種營養物質的綜合形態”。聯合國的“食物與農業組織(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，FAO)”，被中國化為“糧農組織”，表現了我國對食物的偏見。我國單一植物性農業系統把糧食混同于谷物，又把谷物混同于食物。經過這樣一番不經意地歷史形成的概念偷換，于是演變為：食物＝谷物＝糧食。

　　因此，食物的含義在我國過分窄狹，食物安全的道路在我國也越走越艱難，這樣的農業系統對我國資源造成的損害也越來越大。自從戰國時代商鞅提出“墾草”務農，到漢代的“辟土殖谷日農”，再到晚，近的“以糧為—綱”，我國農業生態系統被人為閹割。生物資源、土地資源、水資源、能資源都嚴重浪費，創傷極重。這種損害源遠流長，本文對此不擬展開論述，只想指出食物問題的實質與農業系統的基本結構和功能不能分割，目前我國農業問題叢生，屬于系統性的“系統相?！?，不是枝枝節節的若干技術措施所能奏效的。這就是為什么歷年出臺了數不清的各種“支農”措施，頒布了多少“一號文件”，卻仍然出現了全國為之憂慮的“三農”問題。

　　我國食物系統的主要弊端在于把谷物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，而對非谷物食物資源和其他動物食物資源則未予重視。在此基礎上自然形成了“糧一豬農業”。

　　表1資料展示了我國肉食結構的嚴重問題。草食型家畜與耗糧型家畜豬的數量之比，2003年全世界為72．68：100。在各大洲中亞洲最低，為34．79：100；歐洲為52．46：100；北美洲和中美洲為128．12：100：南美洲為386，75：100；大洋洲為730．15：100；非洲最高，為812．18：100。大洋洲、美洲和非洲因為有廣闊草地的支持，草食家畜都超過耗糧型家畜，而其它各洲都是耗糧型家畜超過草食家畜。

　　但在世界耗糧型畜牧業占主要地位的國家中，中國高踞頂峰。2003年中國豬肉產量占肉類總產量的比重高達65．18％，飼養了4.66017億頭豬；牛肉產量卻只占世界人均量的一半(51. 73％)，牛奶僅為世界人均量的16．57％。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，但奶產量僅為美國的22．34％，人均耗奶量為美國的5．03％。美國是產糧大國，豬肉產量只占全世界的9.32％；我國是貧糧國，豬肉產量卻接近世界總產量的一半(47．18％)。2003年我國豬肉人均產量是世界人均量的2．27倍，盡管人均豬肉消費量中國略高于美國(中國34．966kg／人，美國30.69kg／人)。中國人比美國人每年多吃的這4kg豬肉，總量就是520萬噸，大約相當美國豬肉產量的60％，是大洋洲、南美洲、非洲三大洲豬肉產量的總和的143％。而中國草食類家畜牛、羊肉與豬肉產量之比為21．86：100，后者為前者的4．57倍；而美國兩者之比為137．92：100，前者為后者的1.38倍。中國養豬是美國的7．83倍，與全球平均值相比，中國牛羊肉占肉類的百分比低了13．89個百分點，而豬肉高出26．85個百分點。

　　“糧一豬農業”造成我國養豬過多，人食與畜食不分，豬食擠占了人食，谷物生產自然不堪重負。用大量谷物來養豬對我們這個僅有世界7％的耕地卻要養活世界22％的人口的國家來說，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。美國是余糧大國，但只養豬9600萬頭，如果他們也像我國那樣，養4．5億頭豬，其處境如何恐也不難預料。

　　我國因為囿于“糧一豬農業”的偏見，過去有一種盛行多年的似是而非的說法——糧食不過關不能發展畜牧業。而事實告訴我們，20多年來糧食產量時有波動，但肉、蛋、奶的產量卻從未停止上升而且人均占有量達到世界前列。這就表明谷物(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糧食一類)并不具有動物性食品上升的一票否決權。非谷物食物資源支撐了畜產品的持續上升，從而減少了對谷物的壓力。食物系統原本包含了谷物和非谷物食物，這才是我們食物資源的全部。而且非谷物食物資源恰是食物資源的大部分。我國傳統農業舍其大而取其小，誤差之嚴重可以想象。這就釀成我國糧食問題戰略決策長期陷入難以擺脫的誤區。

　　充分發揮食物系統的生產潛勢，必須充分發揮農業整體的食物系統的作用。這些年來我國在糧食減產的情況下，仍然保持食物市場的穩定，得利于植物生產系統與動物生產系統兩者的系統耦合逐步完善。這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特征，也是本文要論述的關鍵所在。